闔廬伐楚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實踐

闔廬伐楚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實踐

發生在公元前506年的吳楚柏舉之戰,是小國戰勝大國的成功戰例。吳國在實施這一戰略目標的過程中,每前進一步都是吳國君臣充分運用鬥智鬥勇的軍事謀略取得的。日漸發展起來的吳國,欲霸中原必須打敗和削弱阻礙他北上的大國楚,才能威攝北方諸侯國。然而,楚國勢力已北達淮河南北,東抵吳越西部,況且又鼓力越國騷擾吳國南疆,幾乎對吳形成包圍態勢。吳國想改變這種侷促東南一隅的局面,幾代人的努力都未奏效,直到吳王闔廬時期才把這一願望變為現實。

闔廬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國君,在他即位前後廣攬一批能治國、懂外交、會治軍、並有卓越軍事才能的人才.在伍子胥、孫武、伯嚭等人的輔佐下,正確判斷列國間的政治形勢,採取符合實際的政治策略和軍事謀略,積極主動出擊解除楚對本國的威脅,在翦除那些依附楚國與吳為敵的小國和地方勢力的同時,又巧妙地利用楚與附屬國之間的矛盾,結成反楚聯合同盟,既削弱楚在北方的影響和軍事力量,又可以形成共同打擊楚國的軍事聯盟,為吳伐楚創造了有利條件。

吳國君臣在這種有利條件下,果斷地以長途奔襲的作戰方式,結合實際,成功地運用針對楚軍的戰略戰術,最終在楚國腹地柏舉擊敗其主力軍,迫使楚國君臣棄城四散奔逃,而吳國君臣達到預期的戰略目標,實現「西破強楚,入郢」的目的,為以後北上爭盟奠定基礎。

一、闔廬伐楚的準備與實施

闔廬即王位後,積極籌劃西伐強楚,解除北上的障礙,因而組建治國強兵的指揮中樞成為第一要務,把幫助他奪權的伍子胥舉為行人,「與謀國政」,繼之將楚亡臣白嚭任為大夫,「與謀國事」,又任命伍子胥舉薦的孫武為將軍,負責訓諫軍隊。[1]

這些富有政治軍事才能的傑出人物,為吳王穩定國內政局後,便開始追殺王僚時派出伐楚未歸而叛吳的公子掩餘和燭庸,才能消除鞏固政權的隱患,因為他們分別逃往受楚國控制的徐(安徽省泗縣)和鍾吾(江蘇省宿遷縣)二國[2],故「吳子使徐人執掩餘,使鍾吾人執燭庸,二公子奔楚」,被安置在楚北境養地(河南省沈丘縣)。親楚的徐和鍾吾放走二公子,吳王的目的落空,闔廬便施以強硬手段,派軍「執鍾吾子。遂伐徐,防山以水之。」引山水灌徐,於是「滅徐」[3]。吳以兵小試徐、鍾吾,楚軍未能奈合吳國。從此拉開了吳西破強楚的序幕。

初戰告捷的闔廬躊躇滿志,決意要伐楚,向伍子胥征訊伐楚的計策。針對楚國執政大臣不合,號令不統一,遇事爭功或推委塞責的狀況,子胥向吳王獻破楚的對策,提出「若為三師以肄(肆)焉,一師至,彼必皆出。彼出則歸,彼歸則出,楚必道敝。亟肄(肆)以罷之,多方以誤之。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, 必大克之。闔廬從之,楚於就乎始病。」[4]

這種輪番出師,疲勞楚軍的戰術,必使楚軍疲於奔命,抓不到戰機,也摸不清吳軍的攻擊目標,日久便導致戰鬥力鬆懈,最終喪失對吳軍的警惕性,失去應有的防守措施,從而為吳軍打開深入楚腹地的通道準備了條件[5]。

吳國推行子胥疲勞和誤導楚軍的戰略戰術,不斷打擊楚及其屬國,《左傳·昭公三十一年》記載,繼滅徐之後,「吳人侵楚,伐夷(徐子新封地,與養為鄰),侵潛(安徽省霍山縣南)、六(安徽省六安縣)。楚沈尹戍帥師救潛,吳師還。楚師遷潛於南岡(霍山縣北)而還。吳師圍弦(河南省息縣南),左司馬戍、右司馬稽帥師救弦,及豫章(與潛、六鄰近),吳師還。」這是執行「彼出則歸,彼歸則出」戰的略方針,認真用「子胥之謀」,使吳軍得以用較小的軍事力量,靈活機動的牽著楚軍東奔西跑,消耗其軍事實力,屬國也在岌岌可危的狀態中爭扎。

吳國正是在這樣的軍事行動中,分兵「拔舒(安徽省廬江縣內),殺吳亡將二公子(掩徐、燭庸)」[6],即攻克養地剷除了借助楚國待機推翻闔廬的勢力,吳國的心腹之患解除。同時也使楚國東北部的軍力大大削弱,為吳入楚減輕軍事阻力。

在楚東部軍力減弱的情況下,吳國君臣又策劃調動楚軍主力東進北上,相機加以重創,力圖從整體上削弱楚的軍事實力。恰好楚令尹囊瓦要帥師「伐吳,報潛,六之役。」[7]因勢利導,吳策動「桐(安徽桐城縣北)叛楚」,又通過舒鳩人(安徽舒城縣地域)對楚說,「以師臨我,我伐桐(為楚伐桐),為我使無忌(不必猜忌吳的誠意)。」楚令尹果然帥師東進伐吳,把大軍集結在豫章。吳軍的戰船也如期在豫章出現,作出伐桐的假象,實際上卻「潛師於巢(與桐鄰近)」待機而動,吳突然於「冬十月」攻擊豫章,大敗楚軍。「遂圍巢,克之,獲楚公子繁」。[8]

這種誘楚東進,誤導軍情,打擊楚軍的戰術,正是吳人堅持的「多方以誤之」的作戰方略。此次吳預設作戰方案的成功,不僅打擊楚主力軍,而且使楚又喪失巢地和守軍,使楚東北部的軍力更無力阻止吳軍的進攻。

吳襲楚的諸多戰鬥,楚軍節節失利,但楚國的決策者並未察覺吳的戰略意圖所在,故令尹子常於豫章兵敗後,沒有在東部增兵設防。吳軍的指揮和戰鬥力高於楚國,然兩國兵力相較,楚國仍不失為大國氣勢。吳要伐楚,還要看諸侯國間的形勢變化,此時晉、楚兩國都無力爭霸,而受制於楚的蔡,唐二國因子常貪得無厭遭留楚之辱,失去心愛之物的蔡侯歸國後「如晉」,以人質作抵壓「請伐楚」,被婉言拒絕[9]。

諸侯國間的向背變化,再加上楚為蔡貳於己而「圍蔡」的軍事行動後果,更促進這種向背關係發生劇變。吳國君臣緊緊抓住這個機會,伍員和孫武獻計於吳王云:「楚將子常貪,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,必得唐、蔡乃可。」[10]吳王贊同「謀楚」[11]策略,派使謂唐、蔡曰:「楚為無道,虐殺忠良,侵食諸侯,困辱二君。寡人欲舉兵伐楚,原二君有謀。」[12]蔡侯便「以其子乾與其大夫子為質於吳。」[13]於是三國結成反楚聯盟,這使楚國北疆的防守陣線又被打開更大的缺口。

楚國在吳輪番襲擾打擊下,損兵折將失地,兵將已相當疲憊。吳軍正當銳氣上升勢頭,而且又與蔡、唐結成反楚聯盟,自然對楚構成強大的軍事壓力。吳國君臣抓住有利時機,全力推進伐楚之戰,就在聯盟結成之後的冬十月,吳王闔廬率3萬精兵北上入淮,轉而溯淮西進至淮汭捨舟登陸與蔡會師,從《左傳》沈尹戍云: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」來看,「淮汭」當距方城不遠(在河南省黃川縣西北)[14]。以蔡人為嚮導,闔廬弟夫概率5000銳卒為先鋒,聯軍沿淮河向西挺進,而後南向穿越大燧、直轅、冥阨三險關,直抵漢東。

楚廷得知吳、蔡聯軍已深入楚地,倉猝組成以子常為統帥的楚軍應戰來勢洶洶的聯軍。吳軍越千里而伐楚,直撲楚之腹地,執行的是迂迴奔襲的作戰方針,事先經過周密策,準確地掌握楚國北疆防禦空虛的實況,大軍才得以長驅直入,又不走漏風聲,直正做到「出其不意,攻其不備」的作戰原則,造成未與楚軍交戰已具先人奪人之勢。

而楚軍將帥不能齊心協力抵禦吳軍,指揮失當,僅憑僥倖取勝的軍事行動,注定要在兩軍相爭時吃敗仗。其實楚將司馬戍看出吳軍遠道而來必求速戰的意圖,他向子常建議:「子沿漢而與之上下,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,還塞大燧、直轅、冥厄。子濟漢而伐之,我自後擊之,必大販之。」這樣的防禦作戰計劃,意在由子常率楚軍沿漢水堵住吳軍過江,不與其正面交戰。

此計擊中吳軍遠道而來的弱點,既切斷吳、蔡的回師之路,又阻止其渡過漢水攻郢都,確實是符合當時兩軍對峙實況的穩妥作戰計劃。然而,子常爭功心切,相信武城黑和史皇關於「楚人惡子而好司馬。若司馬毀吳舟於淮,塞城口而入,是獨克吳也。子必速戰!不然,不免」的挑拔之言。於是子常違背與司馬戍商定的作戰方案,急切「濟漢而陳」。此舉正中吳軍消耗楚軍實力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。子常「濟漢」欲與吳軍決戰,吳軍邊撤邊戰,「自小別至於大別」(山名)[15],三戰楚軍皆敗北,主帥欲逃跑,楚師幾乎潰不成軍。

吳軍乘勢回師與楚軍決戰,「十一月庚午(十八日),二師陳於柏舉(湖北麻城縣東北)。」在這場決戰和清發追擊戰中,夫概根據敵軍狀況提出以下作戰原則:「楚瓦不仁,其臣莫有死志。先伐之,其卒必奔,而後大師繼之,必克。」這是先發制人。未被吳王闔廬採納後,又堅持「所謂『臣義而行,不待命』者,其此之謂也。今日我死,楚可入也。」果然他「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,楚師亂,吳師大敗之。」這是他以「不待命者」而戰取得勝利。

吳師追擊逃跑渡清發(湖北省安陸縣溳水)水楚師時,夫概說:「困獸猶鬥,況人乎?若知不免而死,必敗我。若使先濟者知免,後者慕之,蔑有鬥心矣。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吳王「從之,又敗之。」這裡提出「困獸猶斗」概念和「半濟可擊」之的戰術。遵循此法,吳軍取勝。此戰的尾聲是逃跑的「楚人為食,吳人及之,奔。食而從之,敗諸雍澨。(湖北省京山縣西南)。五戰,及郢。」「庚辰(二十八日),吳入郢。」[16]這次戰爭在金文中也有跡可尋,吳王光鐘銘文有「是嚴天之命,入城不賡」之語,其意是秉承上天之命,破郢入城。[17]該鍾鑄於破郢後第一年,是吳王闔廬追記伐楚破郢之戰的最直接材料。與《左傳》記載正相呼應。

在闔廬伐楚的整個戰爭進程中,實施的戰略戰術中,有的已提升到軍事理論高度,如「亟肄以罷之,多方以誤之」(疲勞誤導楚軍),將領有「不待命者」而戰的權利和義務,還有「半濟而後可擊」,「困獸猶斗」等戰法,都是從深遠的歷史淵源中總結出的軍事思想。迂迴奔襲則體現著「出其不意,攻其不備」的作戰原則,「楚人為食,吳人及之」表現出不給敵軍以喘吸機會的追擊戰術。這次戰爭的歷史價值極其豐富,應認真從軍事思想角度給以總結。

二、伐楚之戰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對比

吳伐楚的戰略戰術思想同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比較的前提,是其有無孫子。前輩學者曾論證「彼孫武者既不見於《春秋內外傳》,又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,而太史公所記又羌無故實所指,則孫武之是否有其人,實一大疑問。且無論孫武必有其人,縱有之,而今之《孫子》十三篇決春秋人之書。」[18]20世紀這一觀點在國內外頗有影響,不斷有人再申論,即使臨沂漢筒中《孫子》和《孫臏》兵法同出,也有學者斷言《孫子》不是孫武所作,而是「由題名作者代表的延續性的創作群體」[19]寫定。換言之,持這類觀點的學者,都認為《孫子》兵法與孫武無關。其實,在有關的先秦典籍和子書中是可以找到吳孫子事跡的。

《國語·吳語》載吳王夫差北上與晉爭長(前482年),排兵佈陣時,大夫和將軍都「挾經秉枹」。這個「經」,韋注「兵書也」。其說可信,因為戰爭中大夫和將軍指揮作戰,最需要的書必與軍事有關,而非其他著作。這樣的兵書那裡來?必然會與闔廬時孫武的十三篇相聯繫。孫武其人其事,戰國前期已是兵家徵引的話題。如魏惠王時代兵家《尉繚子·制談》有「提三萬之眾,而天下莫當者誰?曰武子是也。」[20]

這個「武子」與後世「吳有孫武」是同名。繼尉繚之後言孫武者多省稱為孫,《韓非子·五蠹》說言兵者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」。此孫、吳之名《呂氏春秋·上德篇》的「闔廬之教,孫、吳之兵」相較,當如高註:「孫、吳,孫武、吳起也。」至漢代已把孫武、吳起尊為善用兵的典範,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引白圭經商的經驗之語曰:「吾治生產,猶伊尹、呂尚之謀、孫、吳用兵,商鞅行法也。」《漢書·刑法志》更把孫、吳用兵,同著書立說並提,說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,作為權詐以相傾覆,吳有孫武,齊有孫臏,魏有吳起,秦有商鞅,皆禽敵立勝,垂著篇籍。」東漢時最有懷疑和戰鬥精神的王充,在《論衡·量知篇》裡同樣認為孫武實有其人,他說:「孫武、闔閭,世之善用兵者也,知或學其法者,戰必勝。」兩漢既然把孫武同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伊尹、呂尚、闔廬、吳起、孫臏、商鞅並列,那麼孫武就不大可是一個「未必有其人」的虛構人物。

而應是戰國時期人們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實人物孫武。這裡附帶指出,戰國時期所說,「孫、吳」之孫,不是孫臏省稱,因為《戰國策》裡孫臏是以實名相稱,如《齊策六·燕攻齊取七十餘城》說:「食人炊骨,士無反北之心,是孫臏,吳起之兵也。」很明顯,這裡有意將「孫、吳」所指與「孫臏、吳起」區分開來,以免後人誤解。至於「孫子」之名,本是古人美稱「孫子」,在《戰國策》中是與同時代的齊將田朌對舉[21],不會與孫武稱「孫子」相混淆,議筒本《孫臏兵法》稱孫臏為「孫子」,都是與同時代的齊威王、田(陳)忌問答中的尊稱,且與當時的具體事件相聯繫[22],當世和後世的人們從上下文一望而知,此「孫子」非吳孫子,故而孫武也必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。

《孫臏兵法·陳忌問壘》有殘筒曰:「明之吳越,言之於齊,曰知孫氏之道者,必合於天地。」正確理解這段筒文的關鍵是明、言二字,從文獻可知明訓成、通或發,言訓為說或議,才合乎古代漢語明、言的本義[23]。道,是指思想或學說而言。那麼此簡可以解為形成(通行或發源)於吳越,論說於齊的孫氏軍事理論,完全符合客觀規律。由這段簡文可以看出:一.孫氏之學源於吳越(確切講應為吳),首倡者當為孫臏先世孫武;二.孫氏之學必有著述傳於世,後世孫子才有可能闡發於齊。有學者分析「孫氏之道」應包括吳、齊兩個孫子學說[24],是有道理的,但吳孫子為這一學派的開創者,故《孫子》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這一派軍事思想的源頭。

從漢筒本《孫子》十三篇殘文與傳世《孫子》相校,兩者文句的差異,顯示出傳世《孫子》確實經過後人加工潤色[25],甚至有增溢,但其主幹沒有大的變化,這就像《尚書·盤庚》篇一樣,是商人口耳相傳文獻,經過周人加工寫定流傳至今,難免有西周時的語言痕跡。《孫子》同東周時其他子書一樣,流傳過程中經過後人修飾,然而基本骨架和內容未變,是我們研究孫武軍事理論的依據。

既然戰國時人認為孫武確有其人,又在竹簡本《孫臏兵法》中得到印證,故漢代有關孫武事跡的記載應有相當的可信度,他自闔廬三年(前512年)「伐楚,拔舒,殺亡將二公子」始,即參與對楚的軍事行動,且提出破郢時機尚未成熟的建議[26],在此後一系列吳伐楚的戰爭中,《史記》都把《左傳》裡記載的伍子胥向吳王提出的伐楚計謀,認定為是與孫武共同出謀劃策,如《吳太伯世家》云:「九年,呈王闔廬請伍子胥,孫武曰:『始子之言未可入也,今果如何?』二子對曰:『楚將子常貪,而唐,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,必得唐、蔡乃可。』闔廬從之,悉興師,與唐、蔡西伐楚,至於漢水。」[27]

這些記載說明孫武已參與了吳王的決策,據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吳王重用,孫武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:『子之十三篇,吾盡觀之矣,可以小試勒兵乎?』」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比《史記》敘述的更具體,經伍子胥「七薦孫子」於吳王,吳王才「召孫子問以兵法。每陳一篇,王不知口之稱善,其意大悅。」於是演出孫武吳宮教戰的千古佳話。《史記》和《吳越春秋》對孫武見吳王的敘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資料,但以兵法見吳王是其核心,這也正與「孫氏之道」相呼應,說明《孫子》十三篇在吳伐楚前已草成,當不會有大出入。

基於以上認識,可將闔廬伐楚實施的戰略戰術,同《孫子》的軍事謀略對比分析,更能體現出它的時代特徵。

先看疲勞楚軍的戰術。伍子胥是熟悉晉、楚長期交戰的軍人,又深知楚國執政者的惡習,遇事相互推諉,不勇於負責,但又爭功心切的狀況,倣傚晉知武子「三分四軍」疲勞楚軍戰法[28],創造出積極主動的「三師以肄」[29]輪番襲擾調動楚軍的態勢,造成「亟肄以罷之,多分以誤之」的軍事效果,調動楚軍東奔西跑,卻撲捉不到戰鬥目標,而吳軍達到了疲勞楚軍的目的。

子胥這項疲勞楚軍的建議,確實相當高明,非常符合吳弱楚強的軍力對比實際,經過吳主動輪番襲擾楚軍,清耗其實力,吳軍相對可以轉弱為強,為在適當時機打擊楚創造條件。與伍員建議的同時,孫武對吳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強國固本的意見,認為當時吳國「民勞,未可,待之」[30]的治國治軍方略,即國內民眾準備伐楚的條件尚不具備。兩個人的建議相輔相成,從外內兩個方面做好伐楚的準備。

不僅如此,子胥這種具體的疲勞楚軍辦法,在《孫子》一書中是以高度理論化的面貌出現的,如《虛實篇》開頭孫子曰:「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,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,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」又說:「故敵佚能勞之,飽能饑之,安能動之,出其所不趨,趨其所不意。」把這些原則同闔廬實施子胥「亟肄罷之」作戰的地域可以看出,「吳人侵楚,伐夷,侵潛、六。」楚師「救潛,吳師還。」楚師剛撤軍,吳師又「圍弦」,楚師忙「救弦,及豫章,吳師還。」吳軍靈活機動的襲擾,楚軍不得不忙於救潛,救弦,軍隊疲於奔命。

調動楚軍這種東奔西走狀態,猶如孫子所說:「趨戰者勞」,「故敵佚能勞之」,「安能動之」作戰原則的圖像畫。並把這種調動疲勞敵人的作戰技巧,歸結為「善戰者,致人而不致於人」,即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。由此可知,子胥的「疲敵」戰術和《孫子》的「勞敵」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伐楚破郢前,吳軍北上西征過程中的軍事謀略一環套一環,首先是選擇一條阻力極小又能直搗楚腹地的行軍路線。史載吳軍北上又乘舟淮河西進,至淮汭棄舟與蔡師會合,穿越今信陽地區三關達漢東。這條路線是吳軍連年掃蕩後,楚軍防守最薄弱的地帶,未見與楚軍遭遇的事件發生,大軍順利抵達楚腹地,可見這條行軍跑線是非常正確的。

選擇這樣的行軍路線,正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「以迂為直」的指揮藝術相契合。從地理上講,大軍自吳都(江蘇省蘇州市)北上、西進、南越三關,需繞行近千公里,而沿長江上溯約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。吳軍卻「以迂為直」地勞師遠征,是因為早已實現「以患為利」軍事目的。原楚國北線守軍在吳軍打擊下,不僅防守鬆懈,而且吳的勢力已深入其間,原來楚軍駐屯地變為吳軍前沿陣地(徐、鍾離、夷、潛、六、巢、弦等),吳軍自然會順利通過且不易被發現。沿淮水西進正與《孫子·虛實》所說:「行千里而不勞者,行於無人之地也」相合。這樣的西進吳軍,也合於《孫子·九地》「兵之情主速,乘人之不及,由不虞之道,攻其所不戒也。」實際上正是如此,西進吳師未遇楚軍阻攔,故「以迂為直」的進軍路線實為上策。淮汭與蔡師會合後,穿越險地更有了保障。

蔡本與楚往來密切,對入楚達郢的途徑和軍事部署必瞭解。《孫子·軍爭》曰:「不知山林、險阻、沮澤之形者,不能行軍;不用鄉導,不能得地利。」[31]蔡人是吳軍最好的嚮導,他們熟知穿越三關的時機和鄂北地勢,所以吳軍得以突然出現在漢東,給楚國君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。這樣的史實,與孫子論述的《軍爭》思想何其相似,如出一人之策劃。顯然,吳軍統帥部事先必有充分的軍事理論作指導,才得以順利實現遠距離的奔襲。

吳、楚兩軍形成夾漢對峙的態勢後,楚左司馬戌與統帥子常議定,司馬戌北上「悉方城外以毀其舟」,再塞三關堵住吳軍退路;子常沿漢水西岸與吳軍周旋,而後再「濟漢」同司馬戌師夾擊吳軍,可一舉破吳、蔡等聯軍。但子常貪功心切,改變作戰計劃,獨自「濟漢而陳」,正中吳軍引誘楚師的需要。把吳、楚兩軍行動用《孫子》思想來分析,不難看出吳軍是以「能而示之不能」、「利而誘之」、「強而避之」的指揮原則後撤方式來誘使楚軍東進,把本來佔地利優勢的楚軍變為「佚而勞之」的疲憊之師[32],而後吳軍回師反擊,「自小別至於大別,三戰」,楚師皆敗北。吳軍緊追不捨,「二師陳於柏舉」,展開決戰。這種誘導敵人錯誤判斷戰場形勢,牽著敵軍奔走,而後加以打擊的戰術,閃爍著軍事家善於駕馭戰場瞬息萬變的軍情,並能及時抓住戰機置敵於死地的指揮智慧。清楚地表現出「兵,詭道也」、「兵以詐立」[33]的靈活機動的戰術思想。

夫概在柏舉請戰未得吳王應允後,他遵照「所謂『臣義而行,不待命』者」的指揮原則,「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,楚師亂,吳師大敗之。」夫概的軍事行動與《孫子傳》云「臣既已受命為將,將在軍,君命有所不受」,以及《九變》的「君命有所不受」指揮思想如出一轍,達到「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,知用兵矣」善戰水準。吳軍在追擊爭渡清發水的楚師時,引征古語不要忙於交兵說:「困獸猶鬥,況人乎?若知不免而致死,必敗我。若使先濟者知免,後者慕之,蔑有鬥心矣。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按夫概意見作戰,果然楚軍又大敗。夫概所言作戰方法,在《孫子》中也可找到相應的論述,如《軍爭》有「圍師必闕,窮寇勿追」。

杜牧以為吳伐楚的清發之戰,夫概所言「困獸猶斗」由此而引申;《行軍》中的「半濟而擊之、利」的條文,同夫概的「半濟而後可擊也」完全一樣。這樣的作戰指揮藝術分別見於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宋、楚泓之戰。司馬固諫曰:「彼眾我寡,及其未既濟也,請擊之。」「未既濟」指楚軍未完全渡過泓水,與「半濟」意思一致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晉楚泌之戰後,晉景公在寬恕荀林父指揮失利時說:「困獸猶鬥,況國相乎?」由此可見,夫概引用的軍事術語是有歷史淵源的。如果再將前文論證吳、晉黃池之會,吳將均「挾經秉枹」之「經」為兵書的話,那夫概所講的作戰原則可能也與兵書有關。

此外,在吳伐楚的整個進程中,許多方針策略的制定,其痕跡依稀見於《孫子》,如吳利用蔡、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結成三國聯盟,《九地篇》便有「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,不能預交。」子胥和孫武實踐著這樣的「預交」原則,他們看準唐、蔡與楚的矛盾,向吳王建議:「囊瓦者,貪而多過於諸侯,而唐、蔡怨之。王必伐,得唐、蔡何怨?」[34]子胥以吳行人身份聯絡唐、蔡謀楚[35],實現了打通楚國北疆至其腹地道路,為伐楚創造有利的「國際」環境。北方諸侯國也處於中立地位,使楚國被孤立起來。

對楚國君臣實行反間計則是吳削弱楚軍另一手段,據傳實施疲勞楚軍計劃時,「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:『子期用,將擊之。子常用,將去之。』荊人聞之,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。吳人擊之,遂勝之。」[36]楚王把能識破吳國戰略意圖的子期棄之而不用,換上貪而無能的子常為統帥,吳便大膽地實施伐楚破郢計劃。這與《孫子·用間》言「因間」、「反間」等作用相類,起到削弱對手作戰能力的效應。

以上吳伐楚破郢戰略謀劃和戰術指導原則的應用,與《孫子》相關論述的比較分析,兩者間存在著難以割捨的軍事思想聯繫。這種聯繫既是理論來源於實踐表現,又是對實踐強有力的指導,後者顯得更為突出,可從《左傳》成書年代和《孫子》與其他兵書的對比得到證實。

三《孫子》與相關文獻和兵法比較

臨沂漢簡中與《孫子》同出的《吳問》,自身著作時代較為明確,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《孫子》成書的可靠依據。判斷《吳問》時代最關鍵的一段文字是:

吳王問孫子曰:「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,孰先亡?孰固成?」孫子曰:「范、中行氏先亡。」「孰為之次?」「智氏為次。」「孰為之次?」「韓、魏為次。趙毋失其故法,晉國歸焉。」

這段問答敘述出晉國六卿滅亡的次序,范、中行,智氏先後滅亡,結合《史記·晉世家》來看、范、中行亡於晉出公十七年(前457),智氏於晉哀公四年(前453)被韓、趙、魏所滅。據這樣的史實,學者推斷「《吳問》產生的時間應在范、中行、智氏滅亡之後,不然為話,作者絕不會那麼準確預料到三卿的滅亡次序。」但作者對韓、趙、魏的發展趨勢和晉國最終歸趙氏的預言,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,「說明作者即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(前376)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,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(前403)三家正式建立侯國的重大歷史發展。

由此可知,《吳問》是在智氏亡,至趙、魏、韓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撰成的。」[37]這一論斷比較可信。其後又有學者強調《吳問》應「由孫武或其門人完或的。因此,《孫子》十三篇作成時代在《吳問》之前。」[38]也就是說《孫子》十三篇當作於晉智氏滅亡之前,而《孫子》軍事思想被戰國兵家著作徵引來看,《孫子》一書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流行開來。

自宋至清對古書辯偽之風盛行,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,一些學者把許多子書都審定為偽書,分辨出不少後世托古之作,不僅在澄清古書真偽上作了大量清理工作,而且也為正確認識古史掃除許多障礙。但隨著地下文獻的不斷發現和整理刊布,對古籍的認識也應有新的視角,光守住一個「偽」字還不能完全解釋古籍流傳過程中的發展變化問題。上世紀楚簡,秦簡和漢簡的出土和研究表明,許多古簡的再現與流傳至今的版本存在著差異,經後人整理加工的今傳本,難免帶有不同時代的語言特色,或衍生生出原本所無的例證等。

近年發現的楚簡本《老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的語言邏輯順序和用字的同音假借等,都與傳體有明顯不同[39]。漢簡本《尉繚子》與今傳本的關係也是如此[40],傳本加工潤色成份明顯。對於古書隨時間演變而羼雜不同時代語言特點或內容增減,現在已有學者研究古籍成書時代問題發表了更料學的觀點,如劉起釪的《<禹貢>寫成年代與九州來源諸問題探研》一文,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時,一改過去人們認定為戰國時期作品的傳統觀點,而考訂為「《禹貢》藍本出於商朝史官之手,則《禹貢》定本就是後一種可能,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記的了。」[41]有了這樣對右籍的認識,可以把《孫子》同其他相關兵書進行比較,看它們之間繼承和發展關係。

戰國早期吳起(前412——381年)先為魏將,後相楚,戰國中期已與孫武齊名,「孫、吳用兵」之法廣為流傳[42],適應晚期戰爭規模的擴大和士的地位躍升機遇增多,出現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」[43]的盛況,說明《孫子》和《吳子》一樣受到重視。太史公為吳起作傳時說到有「吳起《兵法》」[44],《漢書·藝文志》兵權謀家列有吳起四十八篇」,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「《吳起兵法》一卷」,唐代還有《吳子》節選本傳世[45],對於宋以後的《吳子》傳本學者有「偽」書或「依托」之說[46]。《吳子》一書自戰國至唐代是一脈相承的,即使唐以後其書亡佚,宋代輯本中攙有非吳起時代的術語,也並不奇怪,正像《尚書》中某些篇章篡入後世整理者的語言是一樣的。

所以,今傳本《吳子》仍有相當可信的內容。同樣《尉繚子》也是如此,漢簡本《尉繚子》發現後,有人考證該書與傳世的幾種版本的《尉繚子》「是同一內容的不同文字記錄」,其書應為「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政治軍事思想的記錄」,又說「不論《尉繚子》一書是出自這個尉繚的手筆還是由後人記錄、寫定,它都應視為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著作。」[47]漢簡本《孫臏兵法》學者公認是齊威王時孫臏的著作。這幾種主要兵書中都徵引吳《孫子》的軍事思想,下面以最明顯的例證作簡單比較。

孫子
諸子

無所往,死且不北。《九地》

治眾如治寡。《兵勢》

知彼知已者,百戰不殆。《謀攻》

以近待遠,以佚待勞,以飽待機,此治力者也。《軍爭》

客絕水而來……令半濟而擊之。《行軍》

兵者,國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《計篇》

行軍有險阻……此伏奸之所處也。《行軍》

百里而爭利,則擒二將軍……五十里而爭利,則蹶上將軍,其法半至;三十里而爭利,則三分之二至。《軍爭》

是故百戰百勝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戰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《謀攻》

凡舉師十萬,出征千里,百姓之費,公家之奉,日費千金。《用間》

故善戰者,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《虛實》
投之無所往,無下莫當。《吳子·治兵》

治眾如治寡。《吳子·論將》

以半擊倍,百戰不殆。《吳子·料敵》

以近待遠,以佚待勞,以食待饑。《吳子·治兵》

知若絕水,半渡而擊之。《吳子·應變》

夫兵者……戰勝,則所以在(存)亡國而繼絕世也;戰不勝,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。是故兵者,不可不察也。《孫臏兵法》

馬陵道陝(狹),而旁多阻隘,可伏兵。《孫臏傳》

百里而趨利者,蹶上將,五十里走者,軍半至。《孫勝傳》

百戰百勝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戰而勝,善之善者也。《鶡冠子·武靈王》

《兵法》曰:十萬之師,日費千金。《尉繚子·將理》

善用兵者,先奪人而不奪於人。《尉繚子·戰威》

從上表所列《孫子》和諸子兵書相關條文的簡單對比看出,幾種戰國中期以前的兵書中,《尉繚子》直接將《孫子》稱為《兵法》,而且把其中最關鍵詞句徵引來說服趙武靈王如何治國和治軍,完全承襲《孫子》的軍事思想。《吳子》裡的許多警句也原封不動地把《孫子》的論述作為自己的軍事理論,如「以近待遠」的申論便是全文抄錄。除這種直接引用《孫子》原文外,更多的則是稍加變換詞句襲用《孫子》軍事思想加以發揮,或在實際中應用,如《孫臏傳》載:「馬陵道狹,而且多險阻,可伏兵」的對地形分析,就是他反其意用《孫子·行軍》論述地形可「伏好」的靈活運用。

總之,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精華,已被戰國中期以前的軍事家熟讀、熟記,不僅成為衍生出他們的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,而且已是他們分析判斷敵情、指揮作戰的理論武器。由此可以斷定,戰國早,中期已在中原諸侯國流傳的《孫子》兵法,它的成書必早於吳起為將之前,因為諸子引用的《孫子》格言與今傳本《孫子》幾乎完全一樣。那麼它的藍本當更早於戰國早,中期的流傳本。

四、小結

通過上幾節論述得知,吳伐楚破郢是一次戰略謀劃和戰術應用完備的戰爭,在重要的戰爭關節都閃爍著軍事智慧的光芒。把這樣一次經過充爭準備而進行的戰爭,同《孫子》作對比研究,很自然地發現,在總結歷史上戰爭規律的《孫子》軍事理論中,可以找到與伐楚時實施的戰略戰術原則的影子。我們還從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先秦時期軍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孫武其人、其事和《孫子》兵法的傳播,戰國時期是這部《兵法》在南北廣為流傳的時期,以至到「家喻戶曉」的程度。在戰爭頻繁時期呈現這種《孫子》現象,為追溯和確認《孫子》來源提供線索。吳起是這一線索中的重要一環,「吳起《兵法》是他在魏為將時與武侯問對的記錄,而他早在文侯十六年(前409年)為將前,已「學兵法,以事魯君」,「魯卒以為將,攻齊,大破之。」[48]

據考吳起破齊「當魯繆公之四年」(前412年)[49]」故吳起「學兵法」必在此年之前。這裡的「兵法」,注家無考證,如果與《尉繚子》中的《兵法》引文對照,當指《孫子》而言,正與《吳子》中多處徵引《孫子》格言相叫應,說明吳起在五世紀末已在努力學習和應用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指導戰爭,而《吳語》中晉、吳黃池之會時,吳將「挾經秉枹」之「經」,前面已證明是指《孫子》而言,即前482年《孫子》已是吳軍將領們必讀經典。

此「經」下距吳起仕魯所讀「兵法」六十年左右,《吳子》徵引的《孫子》警句,又與四世紀中葉的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等書引《孫子》之文相類,都和今傳本《孫子》無多大出入。如果說這期間兵家引用的《孫子》是比較完備的修訂本,那前482年以前的「經」可能是孫武十三篇的藍本,即《史記》所說孫武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」之作。以不斷發展的眼光看待《孫子》成書,並以此來認識吳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措施,不管是由誰提出來或執行的,都不能說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毫無關係。在行軍路線上採取「以迂為直」的千里奔襲方式,達到「攻其無備,出其不意」的目的,而在具體交戰中又「能而示之不能」的誘敵策略,使楚軍「佚而勞之」,「待敵之可勝」之時而擊之,又運用「半濟而擊之」、「圍師必闕,窮寇勿迫」作戰原則,徹底擊潰楚軍。《孫子》的軍事理論與戰爭實際如此契合,絕不是偶然的巧合,必有其內在的聯繫。

(原刊於《孫子與吳文化研究》上卷,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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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周生春、《吳越春秋輯校匯考·闔閭內傳第四》,上海右籍出版社,1979年。

[2]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七年》。

[3]《左傳·昭公三十年》。

[4]《左傳·昭公三十年》

[5]晉國史墨曾以為趙簡子解夢的方式指出吳人這種戰法為入郢服務,見《左傳·昭公三十一年》。

[6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

[7]《闔廬內傳第四》。

[8]《左傳·定公二年》。

[9]《左傳·定公三年》。

[10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
[11]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。

[12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
[13]同11。

[14]見《中國軍事通史》第二卷黃樸民著《春秋軍事史》,軍事科學出版社,1998年;傳統說法認為「淮汭」在壽縣北,距方城太遠,見顧楝高的《春秋大事表·春秋輿圖·淮水圖》及注文,中華書局,1993年。

[15]確切地點眾說紛紜,待考。

[16]有關吳楚柏舉之戰和吳入郢的史料,均見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。

[17]郭若愚:《從有關蔡侯的若干資料論壽縣蔡侯墓蔡器的年代》、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1982年。

[18]齊思和:《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》、《燕京學報》第26期,1939年12月,又收入齊氏《中國史探研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。

[19]李零:《關於<孫子兵法>研究整理的新認識》、《右籍整理與研究》第1期,1987年。

[20]關於尉繚子的時代,參見何法周:《尉繚子初探》、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;鄭良樹:《竹筒帛書論文集·論孫子的作成時代》,中華書局1982年。

[21]《魏策三·魏惠王起境內眾》。

[22]張震澤:《孫臏兵法校理》,中華書局,1984年。

[23]羅琨:《孫武吳宮教戰考》。

[24]李零:《關於<孫子兵法>研究整理的新認識》。

[25](日)服部千春:《孫子兵法新校》,白山出版社,1997年。

[26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和《伍子胥列傳》。

[27]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也有大體相同的記載。

[28]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

[29]肄,即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「若使輕者肆焉」之肆,表示突然襲擊而又退回的軍事行動。

[30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,《伍子胥列傳》將「待之」引作「且徒之」。

[31]伍子胥、伯嚭雖為楚人,他們多年在外,難以掌握變化的楚軍佈防和地形、地勢的關係。

[32]見《孫子·計篇》和《軍爭篇》。

[33]同上

[34]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和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
[35]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

[36]《韓非子·內儲下》又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有類似的敘述。

[37]吳樹平《從臨沂漢墓竹簡<吳問>看孫武的法家思想》、《文物》1975年第9期。

[38]鄭良樹:《竹簡帛書論文集·論<孫子> 的作成時代》,中華書局1982年。

[39]荊門市博物館《郭店楚簡》,文物出版社1998年。

[40]銀省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,《銀雀山簡本<尉繚子>釋文》,《文物》1977年第2、3期。

[41]見《九州》第三輯,商務印書館,2003年。

[42]《史記·貨殖傳·白圭傳》。

[43]《韓非子·王蠹》。

[44]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。

[45]魏征《群書治要》。

[46]郭沫若《青銅時代·述吳起》,新文藝出版社,1952年。

[47]何法去周《<尉繚子>初探》,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。

[48]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。

[49]錢穆《先秦諸子系年·吳起仕魯考》,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。

One Comment to “闔廬伐楚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實踐”

  1. […] Abel to Yzerman is playing dangerously with words. Regarding the Avs’ Quebec Nordique origins: “Joe Sakic, always the classiest of the Dique crowd Click https://zhoutest.wordpress.com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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