闔廬伐楚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實踐
發生在公元前506年的吳楚柏舉之戰，是小國戰勝大國的成功戰例。吳國在實施這一戰略目標的過程中，每前進一步都是吳國君臣充分運用鬥智鬥勇的軍事謀略取得的。日漸發展起來的吳國，欲霸中原必須打敗和削弱阻礙他北上的大國楚，才能威攝北方諸侯國。然而，楚國勢力已北達淮河南北，東抵吳越西部，況且又鼓力越國騷擾吳國南疆，幾乎對吳形成包圍態勢。吳國想改變這種侷促東南一隅的局面，幾代人的努力都未奏效，直到吳王闔廬時期才把這一願望變為現實。
闔廬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國君，在他即位前後廣攬一批能治國、懂外交、會治軍、並有卓越軍事才能的人才.在伍子胥、孫武、伯嚭等人的輔佐下，正確判斷列國間的政治形勢，採取符合實際的政治策略和軍事謀略，積極主動出擊解除楚對本國的威脅，在翦除那些依附楚國與吳為敵的小國和地方勢力的同時，又巧妙地利用楚與附屬國之間的矛盾，結成反楚聯合同盟，既削弱楚在北方的影響和軍事力量，又可以形成共同打擊楚國的軍事聯盟，為吳伐楚創造了有利條件。
吳國君臣在這種有利條件下，果斷地以長途奔襲的作戰方式，結合實際，成功地運用針對楚軍的戰略戰術，最終在楚國腹地柏舉擊敗其主力軍，迫使楚國君臣棄城四散奔逃，而吳國君臣達到預期的戰略目標，實現「西破強楚，入郢」的目的，為以後北上爭盟奠定基礎。
一、闔廬伐楚的準備與實施
闔廬即王位後，積極籌劃西伐強楚，解除北上的障礙，因而組建治國強兵的指揮中樞成為第一要務，把幫助他奪權的伍子胥舉為行人，「與謀國政」，繼之將楚亡臣白嚭任為大夫，「與謀國事」，又任命伍子胥舉薦的孫武為將軍，負責訓諫軍隊。[1]
這些富有政治軍事才能的傑出人物，為吳王穩定國內政局後，便開始追殺王僚時派出伐楚未歸而叛吳的公子掩餘和燭庸，才能消除鞏固政權的隱患，因為他們分別逃往受楚國控制的徐（安徽省泗縣）和鍾吾（江蘇省宿遷縣）二國[2]，故「吳子使徐人執掩餘，使鍾吾人執燭庸，二公子奔楚」，被安置在楚北境養地（河南省沈丘縣）。親楚的徐和鍾吾放走二公子，吳王的目的落空，闔廬便施以強硬手段，派軍「執鍾吾子。遂伐徐，防山以水之。」引山水灌徐，於是「滅徐」[3]。吳以兵小試徐、鍾吾，楚軍未能奈合吳國。從此拉開了吳西破強楚的序幕。
初戰告捷的闔廬躊躇滿志，決意要伐楚，向伍子胥征訊伐楚的計策。針對楚國執政大臣不合，號令不統一，遇事爭功或推委塞責的狀況，子胥向吳王獻破楚的對策，提出「若為三師以肄（肆）焉，一師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（肆）以罷之，多方以誤之。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， 必大克之。闔廬從之，楚於就乎始病。」[4]
這種輪番出師，疲勞楚軍的戰術，必使楚軍疲於奔命，抓不到戰機，也摸不清吳軍的攻擊目標，日久便導致戰鬥力鬆懈，最終喪失對吳軍的警惕性，失去應有的防守措施，從而為吳軍打開深入楚腹地的通道準備了條件[5]。
吳國推行子胥疲勞和誤導楚軍的戰略戰術，不斷打擊楚及其屬國，《左傳·昭公三十一年》記載，繼滅徐之後，「吳人侵楚，伐夷（徐子新封地，與養為鄰），侵潛（安徽省霍山縣南）、六（安徽省六安縣）。楚沈尹戍帥師救潛，吳師還。楚師遷潛於南岡（霍山縣北）而還。吳師圍弦（河南省息縣南），左司馬戍、右司馬稽帥師救弦，及豫章（與潛、六鄰近），吳師還。」這是執行「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」戰的略方針，認真用「子胥之謀」，使吳軍得以用較小的軍事力量，靈活機動的牽著楚軍東奔西跑，消耗其軍事實力，屬國也在岌岌可危的狀態中爭扎。
吳國正是在這樣的軍事行動中，分兵「拔舒（安徽省廬江縣內），殺吳亡將二公子（掩徐、燭庸）」[6]，即攻克養地剷除了借助楚國待機推翻闔廬的勢力，吳國的心腹之患解除。同時也使楚國東北部的軍力大大削弱，為吳入楚減輕軍事阻力。
在楚東部軍力減弱的情況下，吳國君臣又策劃調動楚軍主力東進北上，相機加以重創，力圖從整體上削弱楚的軍事實力。恰好楚令尹囊瓦要帥師「伐吳，報潛，六之役。」[7]因勢利導，吳策動「桐（安徽桐城縣北）叛楚」，又通過舒鳩人（安徽舒城縣地域）對楚說，「以師臨我，我伐桐（為楚伐桐），為我使無忌（不必猜忌吳的誠意）。」楚令尹果然帥師東進伐吳，把大軍集結在豫章。吳軍的戰船也如期在豫章出現，作出伐桐的假象，實際上卻「潛師於巢（與桐鄰近）」待機而動，吳突然於「冬十月」攻擊豫章，大敗楚軍。「遂圍巢，克之，獲楚公子繁」。[8]
這種誘楚東進，誤導軍情，打擊楚軍的戰術，正是吳人堅持的「多方以誤之」的作戰方略。此次吳預設作戰方案的成功，不僅打擊楚主力軍，而且使楚又喪失巢地和守軍，使楚東北部的軍力更無力阻止吳軍的進攻。
吳襲楚的諸多戰鬥，楚軍節節失利，但楚國的決策者並未察覺吳的戰略意圖所在，故令尹子常於豫章兵敗後，沒有在東部增兵設防。吳軍的指揮和戰鬥力高於楚國，然兩國兵力相較，楚國仍不失為大國氣勢。吳要伐楚，還要看諸侯國間的形勢變化，此時晉、楚兩國都無力爭霸，而受制於楚的蔡，唐二國因子常貪得無厭遭留楚之辱，失去心愛之物的蔡侯歸國後「如晉」，以人質作抵壓「請伐楚」，被婉言拒絕[9]。
諸侯國間的向背變化，再加上楚為蔡貳於己而「圍蔡」的軍事行動後果，更促進這種向背關係發生劇變。吳國君臣緊緊抓住這個機會，伍員和孫武獻計於吳王云：「楚將子常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、蔡乃可。」[10]吳王贊同「謀楚」[11]策略，派使謂唐、蔡曰：「楚為無道，虐殺忠良，侵食諸侯，困辱二君。寡人欲舉兵伐楚，原二君有謀。」[12]蔡侯便「以其子乾與其大夫子為質於吳。」[13]於是三國結成反楚聯盟，這使楚國北疆的防守陣線又被打開更大的缺口。
楚國在吳輪番襲擾打擊下，損兵折將失地，兵將已相當疲憊。吳軍正當銳氣上升勢頭，而且又與蔡、唐結成反楚聯盟，自然對楚構成強大的軍事壓力。吳國君臣抓住有利時機，全力推進伐楚之戰，就在聯盟結成之後的冬十月，吳王闔廬率3萬精兵北上入淮，轉而溯淮西進至淮汭捨舟登陸與蔡會師，從《左傳》沈尹戍云：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」來看，「淮汭」當距方城不遠（在河南省黃川縣西北）[14]。以蔡人為嚮導，闔廬弟夫概率5000銳卒為先鋒，聯軍沿淮河向西挺進，而後南向穿越大燧、直轅、冥阨三險關，直抵漢東。
楚廷得知吳、蔡聯軍已深入楚地，倉猝組成以子常為統帥的楚軍應戰來勢洶洶的聯軍。吳軍越千里而伐楚，直撲楚之腹地，執行的是迂迴奔襲的作戰方針，事先經過周密策，準確地掌握楚國北疆防禦空虛的實況，大軍才得以長驅直入，又不走漏風聲，直正做到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」的作戰原則，造成未與楚軍交戰已具先人奪人之勢。
而楚軍將帥不能齊心協力抵禦吳軍，指揮失當，僅憑僥倖取勝的軍事行動，注定要在兩軍相爭時吃敗仗。其實楚將司馬戍看出吳軍遠道而來必求速戰的意圖，他向子常建議：「子沿漢而與之上下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，還塞大燧、直轅、冥厄。子濟漢而伐之，我自後擊之，必大販之。」這樣的防禦作戰計劃，意在由子常率楚軍沿漢水堵住吳軍過江，不與其正面交戰。
此計擊中吳軍遠道而來的弱點，既切斷吳、蔡的回師之路，又阻止其渡過漢水攻郢都，確實是符合當時兩軍對峙實況的穩妥作戰計劃。然而，子常爭功心切，相信武城黑和史皇關於「楚人惡子而好司馬。若司馬毀吳舟於淮，塞城口而入，是獨克吳也。子必速戰！不然，不免」的挑拔之言。於是子常違背與司馬戍商定的作戰方案，急切「濟漢而陳」。此舉正中吳軍消耗楚軍實力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。子常「濟漢」欲與吳軍決戰，吳軍邊撤邊戰，「自小別至於大別」（山名）[15]，三戰楚軍皆敗北，主帥欲逃跑，楚師幾乎潰不成軍。
吳軍乘勢回師與楚軍決戰，「十一月庚午（十八日），二師陳於柏舉（湖北麻城縣東北）。」在這場決戰和清發追擊戰中，夫概根據敵軍狀況提出以下作戰原則：「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。先伐之，其卒必奔，而後大師繼之，必克。」這是先發制人。未被吳王闔廬採納後，又堅持「所謂『臣義而行，不待命』者，其此之謂也。今日我死，楚可入也。」果然他「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，楚師亂，吳師大敗之。」這是他以「不待命者」而戰取得勝利。
吳師追擊逃跑渡清發（湖北省安陸縣溳水）水楚師時，夫概說：「困獸猶鬥，況人乎？若知不免而死，必敗我。若使先濟者知免，後者慕之，蔑有鬥心矣。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吳王「從之，又敗之。」這裡提出「困獸猶斗」概念和「半濟可擊」之的戰術。遵循此法，吳軍取勝。此戰的尾聲是逃跑的「楚人為食，吳人及之，奔。食而從之，敗諸雍澨。（湖北省京山縣西南）。五戰，及郢。」「庚辰（二十八日），吳入郢。」[16]這次戰爭在金文中也有跡可尋，吳王光鐘銘文有「是嚴天之命，入城不賡」之語，其意是秉承上天之命，破郢入城。[17]該鍾鑄於破郢後第一年，是吳王闔廬追記伐楚破郢之戰的最直接材料。與《左傳》記載正相呼應。
在闔廬伐楚的整個戰爭進程中，實施的戰略戰術中，有的已提升到軍事理論高度，如「亟肄以罷之，多方以誤之」（疲勞誤導楚軍），將領有「不待命者」而戰的權利和義務，還有「半濟而後可擊」，「困獸猶斗」等戰法，都是從深遠的歷史淵源中總結出的軍事思想。迂迴奔襲則體現著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」的作戰原則，「楚人為食，吳人及之」表現出不給敵軍以喘吸機會的追擊戰術。這次戰爭的歷史價值極其豐富，應認真從軍事思想角度給以總結。
二、伐楚之戰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對比
吳伐楚的戰略戰術思想同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比較的前提，是其有無孫子。前輩學者曾論證「彼孫武者既不見於《春秋內外傳》，又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，而太史公所記又羌無故實所指，則孫武之是否有其人，實一大疑問。且無論孫武必有其人，縱有之，而今之《孫子》十三篇決春秋人之書。」[18]20世紀這一觀點在國內外頗有影響，不斷有人再申論，即使臨沂漢筒中《孫子》和《孫臏》兵法同出，也有學者斷言《孫子》不是孫武所作，而是「由題名作者代表的延續性的創作群體」[19]寫定。換言之，持這類觀點的學者，都認為《孫子》兵法與孫武無關。其實，在有關的先秦典籍和子書中是可以找到吳孫子事跡的。
《國語·吳語》載吳王夫差北上與晉爭長（前482年），排兵佈陣時，大夫和將軍都「挾經秉枹」。這個「經」，韋注「兵書也」。其說可信，因為戰爭中大夫和將軍指揮作戰，最需要的書必與軍事有關，而非其他著作。這樣的兵書那裡來？必然會與闔廬時孫武的十三篇相聯繫。孫武其人其事，戰國前期已是兵家徵引的話題。如魏惠王時代兵家《尉繚子·制談》有「提三萬之眾，而天下莫當者誰？曰武子是也。」[20]
這個「武子」與後世「吳有孫武」是同名。繼尉繚之後言孫武者多省稱為孫，《韓非子·五蠹》說言兵者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」。此孫、吳之名《呂氏春秋·上德篇》的「闔廬之教，孫、吳之兵」相較，當如高註：「孫、吳，孫武、吳起也。」至漢代已把孫武、吳起尊為善用兵的典範，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引白圭經商的經驗之語曰：「吾治生產，猶伊尹、呂尚之謀、孫、吳用兵，商鞅行法也。」《漢書·刑法志》更把孫、吳用兵，同著書立說並提，說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，作為權詐以相傾覆，吳有孫武，齊有孫臏，魏有吳起，秦有商鞅，皆禽敵立勝，垂著篇籍。」東漢時最有懷疑和戰鬥精神的王充，在《論衡·量知篇》裡同樣認為孫武實有其人，他說：「孫武、闔閭，世之善用兵者也，知或學其法者，戰必勝。」兩漢既然把孫武同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伊尹、呂尚、闔廬、吳起、孫臏、商鞅並列，那麼孫武就不大可是一個「未必有其人」的虛構人物。
而應是戰國時期人們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實人物孫武。這裡附帶指出，戰國時期所說，「孫、吳」之孫，不是孫臏省稱，因為《戰國策》裡孫臏是以實名相稱，如《齊策六·燕攻齊取七十餘城》說：「食人炊骨，士無反北之心，是孫臏，吳起之兵也。」很明顯，這裡有意將「孫、吳」所指與「孫臏、吳起」區分開來，以免後人誤解。至於「孫子」之名，本是古人美稱「孫子」，在《戰國策》中是與同時代的齊將田朌對舉[21]，不會與孫武稱「孫子」相混淆，議筒本《孫臏兵法》稱孫臏為「孫子」，都是與同時代的齊威王、田（陳）忌問答中的尊稱，且與當時的具體事件相聯繫[22]，當世和後世的人們從上下文一望而知，此「孫子」非吳孫子，故而孫武也必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。
《孫臏兵法·陳忌問壘》有殘筒曰：「明之吳越，言之於齊，曰知孫氏之道者，必合於天地。」正確理解這段筒文的關鍵是明、言二字，從文獻可知明訓成、通或發，言訓為說或議，才合乎古代漢語明、言的本義[23]。道，是指思想或學說而言。那麼此簡可以解為形成（通行或發源）於吳越，論說於齊的孫氏軍事理論，完全符合客觀規律。由這段簡文可以看出：一.孫氏之學源於吳越（確切講應為吳），首倡者當為孫臏先世孫武；二.孫氏之學必有著述傳於世，後世孫子才有可能闡發於齊。有學者分析「孫氏之道」應包括吳、齊兩個孫子學說[24]，是有道理的，但吳孫子為這一學派的開創者，故《孫子》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這一派軍事思想的源頭。
從漢筒本《孫子》十三篇殘文與傳世《孫子》相校，兩者文句的差異，顯示出傳世《孫子》確實經過後人加工潤色[25]，甚至有增溢，但其主幹沒有大的變化，這就像《尚書·盤庚》篇一樣，是商人口耳相傳文獻，經過周人加工寫定流傳至今，難免有西周時的語言痕跡。《孫子》同東周時其他子書一樣，流傳過程中經過後人修飾，然而基本骨架和內容未變，是我們研究孫武軍事理論的依據。
既然戰國時人認為孫武確有其人，又在竹簡本《孫臏兵法》中得到印證，故漢代有關孫武事跡的記載應有相當的可信度，他自闔廬三年（前512年）「伐楚，拔舒，殺亡將二公子」始，即參與對楚的軍事行動，且提出破郢時機尚未成熟的建議[26]，在此後一系列吳伐楚的戰爭中，《史記》都把《左傳》裡記載的伍子胥向吳王提出的伐楚計謀，認定為是與孫武共同出謀劃策，如《吳太伯世家》云：「九年，呈王闔廬請伍子胥，孫武曰：『始子之言未可入也，今果如何？』二子對曰：『楚將子常貪，而唐，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、蔡乃可。』闔廬從之，悉興師，與唐、蔡西伐楚，至於漢水。」[27]
這些記載說明孫武已參與了吳王的決策，據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吳王重用，孫武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：『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』」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比《史記》敘述的更具體，經伍子胥「七薦孫子」於吳王，吳王才「召孫子問以兵法。每陳一篇，王不知口之稱善，其意大悅。」於是演出孫武吳宮教戰的千古佳話。《史記》和《吳越春秋》對孫武見吳王的敘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資料，但以兵法見吳王是其核心，這也正與「孫氏之道」相呼應，說明《孫子》十三篇在吳伐楚前已草成，當不會有大出入。
基於以上認識，可將闔廬伐楚實施的戰略戰術，同《孫子》的軍事謀略對比分析，更能體現出它的時代特徵。
先看疲勞楚軍的戰術。伍子胥是熟悉晉、楚長期交戰的軍人，又深知楚國執政者的惡習，遇事相互推諉，不勇於負責，但又爭功心切的狀況，倣傚晉知武子「三分四軍」疲勞楚軍戰法[28]，創造出積極主動的「三師以肄」[29]輪番襲擾調動楚軍的態勢，造成「亟肄以罷之，多分以誤之」的軍事效果，調動楚軍東奔西跑，卻撲捉不到戰鬥目標，而吳軍達到了疲勞楚軍的目的。
子胥這項疲勞楚軍的建議，確實相當高明，非常符合吳弱楚強的軍力對比實際，經過吳主動輪番襲擾楚軍，清耗其實力，吳軍相對可以轉弱為強，為在適當時機打擊楚創造條件。與伍員建議的同時，孫武對吳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強國固本的意見，認為當時吳國「民勞，未可，待之」[30]的治國治軍方略，即國內民眾準備伐楚的條件尚不具備。兩個人的建議相輔相成，從外內兩個方面做好伐楚的準備。
不僅如此，子胥這種具體的疲勞楚軍辦法，在《孫子》一書中是以高度理論化的面貌出現的，如《虛實篇》開頭孫子曰：「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」又說：「故敵佚能勞之，飽能饑之，安能動之，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。」把這些原則同闔廬實施子胥「亟肄罷之」作戰的地域可以看出，「吳人侵楚，伐夷，侵潛、六。」楚師「救潛，吳師還。」楚師剛撤軍，吳師又「圍弦」，楚師忙「救弦，及豫章，吳師還。」吳軍靈活機動的襲擾，楚軍不得不忙於救潛，救弦，軍隊疲於奔命。
調動楚軍這種東奔西走狀態，猶如孫子所說：「趨戰者勞」，「故敵佚能勞之」，「安能動之」作戰原則的圖像畫。並把這種調動疲勞敵人的作戰技巧，歸結為「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」，即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。由此可知，子胥的「疲敵」戰術和《孫子》的「勞敵」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伐楚破郢前，吳軍北上西征過程中的軍事謀略一環套一環，首先是選擇一條阻力極小又能直搗楚腹地的行軍路線。史載吳軍北上又乘舟淮河西進，至淮汭棄舟與蔡師會合，穿越今信陽地區三關達漢東。這條路線是吳軍連年掃蕩後，楚軍防守最薄弱的地帶，未見與楚軍遭遇的事件發生，大軍順利抵達楚腹地，可見這條行軍跑線是非常正確的。
選擇這樣的行軍路線，正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「以迂為直」的指揮藝術相契合。從地理上講，大軍自吳都（江蘇省蘇州市）北上、西進、南越三關，需繞行近千公里，而沿長江上溯約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。吳軍卻「以迂為直」地勞師遠征，是因為早已實現「以患為利」軍事目的。原楚國北線守軍在吳軍打擊下，不僅防守鬆懈，而且吳的勢力已深入其間，原來楚軍駐屯地變為吳軍前沿陣地（徐、鍾離、夷、潛、六、巢、弦等），吳軍自然會順利通過且不易被發現。沿淮水西進正與《孫子·虛實》所說：「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」相合。這樣的西進吳軍，也合於《孫子·九地》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」實際上正是如此，西進吳師未遇楚軍阻攔，故「以迂為直」的進軍路線實為上策。淮汭與蔡師會合後，穿越險地更有了保障。
蔡本與楚往來密切，對入楚達郢的途徑和軍事部署必瞭解。《孫子·軍爭》曰：「不知山林、險阻、沮澤之形者，不能行軍；不用鄉導，不能得地利。」[31]蔡人是吳軍最好的嚮導，他們熟知穿越三關的時機和鄂北地勢，所以吳軍得以突然出現在漢東，給楚國君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。這樣的史實，與孫子論述的《軍爭》思想何其相似，如出一人之策劃。顯然，吳軍統帥部事先必有充分的軍事理論作指導，才得以順利實現遠距離的奔襲。
吳、楚兩軍形成夾漢對峙的態勢後，楚左司馬戌與統帥子常議定，司馬戌北上「悉方城外以毀其舟」，再塞三關堵住吳軍退路；子常沿漢水西岸與吳軍周旋，而後再「濟漢」同司馬戌師夾擊吳軍，可一舉破吳、蔡等聯軍。但子常貪功心切，改變作戰計劃，獨自「濟漢而陳」，正中吳軍引誘楚師的需要。把吳、楚兩軍行動用《孫子》思想來分析，不難看出吳軍是以「能而示之不能」、「利而誘之」、「強而避之」的指揮原則後撤方式來誘使楚軍東進，把本來佔地利優勢的楚軍變為「佚而勞之」的疲憊之師[32]，而後吳軍回師反擊，「自小別至於大別，三戰」，楚師皆敗北。吳軍緊追不捨，「二師陳於柏舉」，展開決戰。這種誘導敵人錯誤判斷戰場形勢，牽著敵軍奔走，而後加以打擊的戰術，閃爍著軍事家善於駕馭戰場瞬息萬變的軍情，並能及時抓住戰機置敵於死地的指揮智慧。清楚地表現出「兵，詭道也」、「兵以詐立」[33]的靈活機動的戰術思想。
夫概在柏舉請戰未得吳王應允後，他遵照「所謂『臣義而行，不待命』者」的指揮原則，「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，楚師亂，吳師大敗之。」夫概的軍事行動與《孫子傳》云「臣既已受命為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」，以及《九變》的「君命有所不受」指揮思想如出一轍，達到「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，知用兵矣」善戰水準。吳軍在追擊爭渡清發水的楚師時，引征古語不要忙於交兵說：「困獸猶鬥，況人乎？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敗我。若使先濟者知免，後者慕之，蔑有鬥心矣。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按夫概意見作戰，果然楚軍又大敗。夫概所言作戰方法，在《孫子》中也可找到相應的論述，如《軍爭》有「圍師必闕，窮寇勿追」。
杜牧以為吳伐楚的清發之戰，夫概所言「困獸猶斗」由此而引申；《行軍》中的「半濟而擊之、利」的條文，同夫概的「半濟而後可擊也」完全一樣。這樣的作戰指揮藝術分別見於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宋、楚泓之戰。司馬固諫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及其未既濟也，請擊之。」「未既濟」指楚軍未完全渡過泓水，與「半濟」意思一致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晉楚泌之戰後，晉景公在寬恕荀林父指揮失利時說：「困獸猶鬥，況國相乎？」由此可見，夫概引用的軍事術語是有歷史淵源的。如果再將前文論證吳、晉黃池之會，吳將均「挾經秉枹」之「經」為兵書的話，那夫概所講的作戰原則可能也與兵書有關。
此外，在吳伐楚的整個進程中，許多方針策略的制定，其痕跡依稀見於《孫子》，如吳利用蔡、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結成三國聯盟，《九地篇》便有「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，不能預交。」子胥和孫武實踐著這樣的「預交」原則，他們看準唐、蔡與楚的矛盾，向吳王建議：「囊瓦者，貪而多過於諸侯，而唐、蔡怨之。王必伐，得唐、蔡何怨？」[34]子胥以吳行人身份聯絡唐、蔡謀楚[35]，實現了打通楚國北疆至其腹地道路，為伐楚創造有利的「國際」環境。北方諸侯國也處於中立地位，使楚國被孤立起來。
對楚國君臣實行反間計則是吳削弱楚軍另一手段，據傳實施疲勞楚軍計劃時，「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：『子期用，將擊之。子常用，將去之。』荊人聞之，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。吳人擊之，遂勝之。」[36]楚王把能識破吳國戰略意圖的子期棄之而不用，換上貪而無能的子常為統帥，吳便大膽地實施伐楚破郢計劃。這與《孫子·用間》言「因間」、「反間」等作用相類，起到削弱對手作戰能力的效應。
以上吳伐楚破郢戰略謀劃和戰術指導原則的應用，與《孫子》相關論述的比較分析，兩者間存在著難以割捨的軍事思想聯繫。這種聯繫既是理論來源於實踐表現，又是對實踐強有力的指導，後者顯得更為突出，可從《左傳》成書年代和《孫子》與其他兵書的對比得到證實。
三《孫子》與相關文獻和兵法比較
臨沂漢簡中與《孫子》同出的《吳問》，自身著作時代較為明確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《孫子》成書的可靠依據。判斷《吳問》時代最關鍵的一段文字是：
吳王問孫子曰：「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，孰先亡？孰固成？」孫子曰：「范、中行氏先亡。」「孰為之次？」「智氏為次。」「孰為之次？」「韓、魏為次。趙毋失其故法，晉國歸焉。」
這段問答敘述出晉國六卿滅亡的次序，范、中行，智氏先後滅亡，結合《史記·晉世家》來看、范、中行亡於晉出公十七年（前457），智氏於晉哀公四年（前453）被韓、趙、魏所滅。據這樣的史實，學者推斷「《吳問》產生的時間應在范、中行、智氏滅亡之後，不然為話，作者絕不會那麼準確預料到三卿的滅亡次序。」但作者對韓、趙、魏的發展趨勢和晉國最終歸趙氏的預言，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，「說明作者即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（前376）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，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（前403）三家正式建立侯國的重大歷史發展。
由此可知，《吳問》是在智氏亡，至趙、魏、韓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撰成的。」[37]這一論斷比較可信。其後又有學者強調《吳問》應「由孫武或其門人完或的。因此，《孫子》十三篇作成時代在《吳問》之前。」[38]也就是說《孫子》十三篇當作於晉智氏滅亡之前，而《孫子》軍事思想被戰國兵家著作徵引來看，《孫子》一書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流行開來。
自宋至清對古書辯偽之風盛行，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，一些學者把許多子書都審定為偽書，分辨出不少後世托古之作，不僅在澄清古書真偽上作了大量清理工作，而且也為正確認識古史掃除許多障礙。但隨著地下文獻的不斷發現和整理刊布，對古籍的認識也應有新的視角，光守住一個「偽」字還不能完全解釋古籍流傳過程中的發展變化問題。上世紀楚簡，秦簡和漢簡的出土和研究表明，許多古簡的再現與流傳至今的版本存在著差異，經後人整理加工的今傳本，難免帶有不同時代的語言特色，或衍生生出原本所無的例證等。
近年發現的楚簡本《老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的語言邏輯順序和用字的同音假借等，都與傳體有明顯不同[39]。漢簡本《尉繚子》與今傳本的關係也是如此[40]，傳本加工潤色成份明顯。對於古書隨時間演變而羼雜不同時代語言特點或內容增減，現在已有學者研究古籍成書時代問題發表了更料學的觀點，如劉起釪的《<禹貢>寫成年代與九州來源諸問題探研》一文，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時，一改過去人們認定為戰國時期作品的傳統觀點，而考訂為「《禹貢》藍本出於商朝史官之手，則《禹貢》定本就是後一種可能，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記的了。」[41]有了這樣對右籍的認識，可以把《孫子》同其他相關兵書進行比較，看它們之間繼承和發展關係。
戰國早期吳起（前412——381年）先為魏將，後相楚，戰國中期已與孫武齊名，「孫、吳用兵」之法廣為流傳[42]，適應晚期戰爭規模的擴大和士的地位躍升機遇增多，出現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」[43]的盛況，說明《孫子》和《吳子》一樣受到重視。太史公為吳起作傳時說到有「吳起《兵法》」[44]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兵權謀家列有吳起四十八篇」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「《吳起兵法》一卷」，唐代還有《吳子》節選本傳世[45]，對於宋以後的《吳子》傳本學者有「偽」書或「依托」之說[46]。《吳子》一書自戰國至唐代是一脈相承的，即使唐以後其書亡佚，宋代輯本中攙有非吳起時代的術語，也並不奇怪，正像《尚書》中某些篇章篡入後世整理者的語言是一樣的。
所以，今傳本《吳子》仍有相當可信的內容。同樣《尉繚子》也是如此，漢簡本《尉繚子》發現後，有人考證該書與傳世的幾種版本的《尉繚子》「是同一內容的不同文字記錄」，其書應為「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政治軍事思想的記錄」，又說「不論《尉繚子》一書是出自這個尉繚的手筆還是由後人記錄、寫定，它都應視為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著作。」[47]漢簡本《孫臏兵法》學者公認是齊威王時孫臏的著作。這幾種主要兵書中都徵引吳《孫子》的軍事思想，下面以最明顯的例證作簡單比較。
孫子
諸子
無所往，死且不北。《九地》
治眾如治寡。《兵勢》
知彼知已者，百戰不殆。《謀攻》
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機，此治力者也。《軍爭》
客絕水而來……令半濟而擊之。《行軍》
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《計篇》
行軍有險阻……此伏奸之所處也。《行軍》
百里而爭利，則擒二將軍……五十里而爭利，則蹶上將軍，其法半至；三十里而爭利，則三分之二至。《軍爭》
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《謀攻》
凡舉師十萬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費，公家之奉，日費千金。《用間》
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《虛實》
投之無所往，無下莫當。《吳子·治兵》
治眾如治寡。《吳子·論將》
以半擊倍，百戰不殆。《吳子·料敵》
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食待饑。《吳子·治兵》
知若絕水，半渡而擊之。《吳子·應變》
夫兵者……戰勝，則所以在（存）亡國而繼絕世也；戰不勝，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。是故兵者，不可不察也。《孫臏兵法》
馬陵道陝（狹）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。《孫臏傳》
百里而趨利者，蹶上將，五十里走者，軍半至。《孫勝傳》
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勝，善之善者也。《鶡冠子·武靈王》
《兵法》曰：十萬之師，日費千金。《尉繚子·將理》
善用兵者，先奪人而不奪於人。《尉繚子·戰威》
從上表所列《孫子》和諸子兵書相關條文的簡單對比看出，幾種戰國中期以前的兵書中，《尉繚子》直接將《孫子》稱為《兵法》，而且把其中最關鍵詞句徵引來說服趙武靈王如何治國和治軍，完全承襲《孫子》的軍事思想。《吳子》裡的許多警句也原封不動地把《孫子》的論述作為自己的軍事理論，如「以近待遠」的申論便是全文抄錄。除這種直接引用《孫子》原文外，更多的則是稍加變換詞句襲用《孫子》軍事思想加以發揮，或在實際中應用，如《孫臏傳》載：「馬陵道狹，而且多險阻，可伏兵」的對地形分析，就是他反其意用《孫子·行軍》論述地形可「伏好」的靈活運用。
總之，《孫子》軍事思想的精華，已被戰國中期以前的軍事家熟讀、熟記，不僅成為衍生出他們的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而且已是他們分析判斷敵情、指揮作戰的理論武器。由此可以斷定，戰國早，中期已在中原諸侯國流傳的《孫子》兵法，它的成書必早於吳起為將之前，因為諸子引用的《孫子》格言與今傳本《孫子》幾乎完全一樣。那麼它的藍本當更早於戰國早，中期的流傳本。
四、小結
通過上幾節論述得知，吳伐楚破郢是一次戰略謀劃和戰術應用完備的戰爭，在重要的戰爭關節都閃爍著軍事智慧的光芒。把這樣一次經過充爭準備而進行的戰爭，同《孫子》作對比研究，很自然地發現，在總結歷史上戰爭規律的《孫子》軍事理論中，可以找到與伐楚時實施的戰略戰術原則的影子。我們還從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先秦時期軍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孫武其人、其事和《孫子》兵法的傳播，戰國時期是這部《兵法》在南北廣為流傳的時期，以至到「家喻戶曉」的程度。在戰爭頻繁時期呈現這種《孫子》現象，為追溯和確認《孫子》來源提供線索。吳起是這一線索中的重要一環，「吳起《兵法》是他在魏為將時與武侯問對的記錄，而他早在文侯十六年（前409年）為將前，已「學兵法，以事魯君」，「魯卒以為將，攻齊，大破之。」[48]
據考吳起破齊「當魯繆公之四年」（前412年）[49]」故吳起「學兵法」必在此年之前。這裡的「兵法」，注家無考證，如果與《尉繚子》中的《兵法》引文對照，當指《孫子》而言，正與《吳子》中多處徵引《孫子》格言相叫應，說明吳起在五世紀末已在努力學習和應用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指導戰爭，而《吳語》中晉、吳黃池之會時，吳將「挾經秉枹」之「經」，前面已證明是指《孫子》而言，即前482年《孫子》已是吳軍將領們必讀經典。
此「經」下距吳起仕魯所讀「兵法」六十年左右，《吳子》徵引的《孫子》警句，又與四世紀中葉的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等書引《孫子》之文相類，都和今傳本《孫子》無多大出入。如果說這期間兵家引用的《孫子》是比較完備的修訂本，那前482年以前的「經」可能是孫武十三篇的藍本，即《史記》所說孫武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」之作。以不斷發展的眼光看待《孫子》成書，並以此來認識吳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措施，不管是由誰提出來或執行的，都不能說與《孫子》軍事思想毫無關係。在行軍路線上採取「以迂為直」的千里奔襲方式，達到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」的目的，而在具體交戰中又「能而示之不能」的誘敵策略，使楚軍「佚而勞之」，「待敵之可勝」之時而擊之，又運用「半濟而擊之」、「圍師必闕，窮寇勿迫」作戰原則，徹底擊潰楚軍。《孫子》的軍事理論與戰爭實際如此契合，絕不是偶然的巧合，必有其內在的聯繫。
(原刊於《孫子與吳文化研究》上卷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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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周生春、《吳越春秋輯校匯考·闔閭內傳第四》，上海右籍出版社，1979年。
[2]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七年》。
[3]《左傳·昭公三十年》。
[4]《左傳·昭公三十年》
[5]晉國史墨曾以為趙簡子解夢的方式指出吳人這種戰法為入郢服務，見《左傳·昭公三十一年》。
[6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
[7]《闔廬內傳第四》。
[8]《左傳·定公二年》。
[9]《左傳·定公三年》。
[10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[11]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。
[12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[13]同11。
[14]見《中國軍事通史》第二卷黃樸民著《春秋軍事史》，軍事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；傳統說法認為「淮汭」在壽縣北，距方城太遠，見顧楝高的《春秋大事表·春秋輿圖·淮水圖》及注文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。
[15]確切地點眾說紛紜，待考。
[16]有關吳楚柏舉之戰和吳入郢的史料，均見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。
[17]郭若愚：《從有關蔡侯的若干資料論壽縣蔡侯墓蔡器的年代》、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1982年。
[18]齊思和：《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》、《燕京學報》第26期，1939年12月，又收入齊氏《中國史探研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。
[19]李零：《關於<孫子兵法>研究整理的新認識》、《右籍整理與研究》第1期，1987年。
[20]關於尉繚子的時代，參見何法周：《尉繚子初探》、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；鄭良樹：《竹筒帛書論文集·論孫子的作成時代》，中華書局1982年。
[21]《魏策三·魏惠王起境內眾》。
[22]張震澤：《孫臏兵法校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。
[23]羅琨：《孫武吳宮教戰考》。
[24]李零：《關於<孫子兵法>研究整理的新認識》。
[25]（日）服部千春：《孫子兵法新校》，白山出版社，1997年。
[26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和《伍子胥列傳》。
[27]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也有大體相同的記載。
[28]《左傳·襄公九年》
[29]肄，即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「若使輕者肆焉」之肆，表示突然襲擊而又退回的軍事行動。
[30]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，《伍子胥列傳》將「待之」引作「且徒之」。
[31]伍子胥、伯嚭雖為楚人，他們多年在外，難以掌握變化的楚軍佈防和地形、地勢的關係。
[32]見《孫子·計篇》和《軍爭篇》。
[33]同上
[34]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和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。
[35]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
[36]《韓非子·內儲下》又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有類似的敘述。
[37]吳樹平《從臨沂漢墓竹簡<吳問>看孫武的法家思想》、《文物》1975年第9期。
[38]鄭良樹：《竹簡帛書論文集·論<孫子> 的作成時代》，中華書局1982年。
[39]荊門市博物館《郭店楚簡》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。
[40]銀省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，《銀雀山簡本<尉繚子>釋文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第2、3期。
[41]見《九州》第三輯，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。
[42]《史記·貨殖傳·白圭傳》。
[43]《韓非子·王蠹》。
[44]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。
[45]魏征《群書治要》。
[46]郭沫若《青銅時代·述吳起》，新文藝出版社，1952年。
[47]何法去周《<尉繚子>初探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。
[48]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。
[49]錢穆《先秦諸子系年·吳起仕魯考》，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。
活在當下的孫子兵法 